生活在他方

克裏瑪大學畢業後擔任出版社的編輯，1960年開始發表小說和戲劇。 在蘇聯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的佔領中，他表現得相當活躍。之後，克裏瑪去了美國的一所大學做了一年訪問學者。一年後，他不聽朋友的勸告，執意回到捷克。但在國內等待他的是失去工作。為了生計，他做過短期的救護員、送信員和勘測員助手，在謀生的間隙，他繼續寫作。而這樣遭遇，幾乎是有良知的捷克知識份子在當時的普遍遭遇。在將近二十年時間裏，他的作品與哈威爾、昆德拉等人的作品一樣，在捷克國內是禁品，只能以“地下文學”的形式流傳民間。

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座品味優雅的著名城市，也是一座悲情城市。在將近三百年的歷史中，它積累了自己的人文底蘊，也輪回在被佔領和解放之間。其中，最具悲劇性的佔領和解放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先是在慕尼克，英、法兩大國把布拉格拱手送給了希特勒；接著是史達林的紅軍趕走了納粹、解放了捷克。但這種“解放”很快變成另一種奴役，它變成了蘇聯紅色帝國的傀儡。而當捷克人想要自己作主時，蘇聯的坦克再次開進布拉格。

“1955年，共產主義者樹立了一座巨大的史達林紀念碑，七年以後，他們自己又把它推翻了。”

對於克裏瑪來說，布拉格的精神是“忍耐和不屈不撓”。因為“對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響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許多恥辱的失敗和野蠻的軍事佔領。世紀之交的布拉格已不再存在，那些記得這個時期的人也不再存在。猶太人被殺害，德國人被流放，許多偉大人物被驅逐後散居在世界各地，小店鋪和咖啡館關閉：這就是布拉格帶給新世紀的遺產。”“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這個詞來形容生活的荒謬，而把自己能夠藐視這種荒謬和以幽默來面對暴力及整個兒是消圾的抵抗稱之為‘哈謝克式的’。”

儘管，我早就讀過哈謝克的作品，但在談論捷克知識份子時，我的視野中似乎只有卡夫卡和哈威爾。感謝克裏瑪，向我展示了布拉格悖論，也就是現代捷克知識份子的靈魂悖論，那種根植於卡夫卡式絕望和哈謝克式豁達的悖論。在我看來，這種悖論的深層是反抗獨裁的掙扎，即便是在卡夫卡的絕望感和無力感和在哈謝克的玩笑和幽默之中，也有不屈的反抗存在。所以，當前蘇聯的坦克開進布拉格之後，才會有堅持活在真實中的哈威爾和愛開玩笑的米蘭昆德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拒絕遺忘。可以說，拒絕遺忘，不僅是捷克知識份子進行創作的內在動力，也是他們進行整體反抗的內在動力。

據克裏瑪的介紹，在前蘇東極權下的捷克知識份子群體中，不僅出現了哈威爾這樣的道義示範，而且有95％以上的人為了自由和良知而進行著各種形式的拒絕，只有不到5%的人甘願墮落為賣身投靠者。這當然是讓中國知識份子自覺羞愧的表現。我們沒有捷克人那種清醒和堅韌，僅僅十年的時間，六四的傷口便被遺忘，這不光是因為官方的強制，也是民族靈魂的冷漠。知識份子群體不能以言行來洗刷恥辱，既源於外在的政治恐怖，更源於他們生命中洗刷恥辱的衝動已經死亡。

這本書的最後一篇是《刀劍在逼近——卡夫卡靈感的源泉》。剛拿到這本書，翻開目錄時，最想讀的就是這篇對卡夫卡的評論，因為卡夫卡是我看重的作家。但我還克制住自己，生怕讀完這篇，這本書也就讀完了。等等，再等等，儘量延長一本好書中最好的篇章對精神的誘惑，以及可能帶來的心靈震撼和生命滋養，大概也是一種獄中的精神享受。在中國幾乎停止了思想的時代，說話和寫作，要麼是媚俗幫閒，要麼娛樂消遣；它們只不過是發出的聲音、印出的文字和拍出的影像而已，全無任何精神意義。故而，我更應該珍惜罕見的有意義的聲音與文字。

在克裏瑪看來，卡夫卡筆下的世界是荒謬的，但他的靈感卻來自最為樸實的本能：對個人的捍衛。他說：“當這個世界陷入戰爭狂熱或革命狂熱的時候，當那些自稱是作家的人受惑於這樣的幻覺，認為歷史比人更偉大、革命理想比人類生活更重要的時候，卡夫卡描繪和捍衛了人類空間中最個人和內部的東西；而當另外一些人認為建立地上的人間天堂是理所當然的時候，卡夫卡表達了這樣的擔憂：人可能會失去他個人的最後憑藉，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張安靜的床。”

而當舊制度的全面崩潰無聲地降臨時，捷克人不是以興高采烈的歡呼，而是以心不在焉的玩笑為它送終。這是哈謝克的遺產——天鵝絨革命。在暗無天日的時期，生存下去與反抗到底的姿態相互激蕩，不僅需要勇氣、耐心、韌性，更需要一種豁達而智慧的幽默感。在苦難深淵中微笑的人，需要的恰恰是卡夫卡式的冷靜與哈謝克式的幽默。

克裏瑪告訴我，極權制度的崩潰帶給反抗者的，不一定全是自由的福音，還有突然自由了的失重和無所適從。生活在極權制度壓抑下的反抗者，儘管他的聲音封殺，他的身體被囚禁，但他的靈魂從未空白過，他的筆從未失語過，他的生活從未失去方向。壓抑是恐怖，也是反抗的動力，正義的光環給壓抑下的生命賦予內在的充實，不僅可以給反抗者帶來自我成就感，而且也能為反抗者帶來道義聲譽。而如果反抗者對獨裁制度的坍塌不作好充分的心裏準備，那麼，一旦這種外在的壓抑消失了，代之以自由寬容的氣氛，面對失去明確反抗物件的眾聲喧嘩，也面對自由人追求享樂的新時尚，曾經在極權制度下目標明確的反抗，很可能變成昆德拉所言的“不能承受之輕”，那種找不到反抗的支撐點的無所適從，很可能將帶來大腦一片空白，以前的所有儲備似乎在瞬間統統失效，處於一種迷茫的或找不到北的失語狀態。蘇東劇變後的東歐異見人士已經如此了，將來的中國異見人士肯定更為悽惶。

中國文化從來都是極端世俗化的，沒有為知識人提供過獨立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價值支撐，信仰的空白必然導致靈魂的膚淺，到處都是人格化的神，孔廟、道觀、佛寺裏供奉著數不清的偶像，帝王大禹是神，智者諸葛亮是神，武夫張飛是神，貞女烈婦也是神。流傳至今的儒、道和佛三大宗教，也被世俗的功利欲求所滲透。西方人進教堂，手中一本《聖經》，足矣！他們求得是自我懺悔和上帝啟示；中國人進廟宇求神拜佛，為的都是極為具體的功利目標（如，求神保佑好收成、多子多孫、發財致富等等），所以大都要帶上供品，實質上是在賄賂或收買神靈。

現在的大陸，遠不到獨裁坍塌的時候，僅僅是獨裁的殘暴和壓抑稍有放鬆，個人逐漸有了經濟上和非政治領域的私人空間，商品化消費化享樂化的浪潮也剛剛湧起，文化人們便陷入普遍失語的狀態中。市場經濟的假像似乎為他們逃離意識形態的壓抑辟出了一塊更自由更輕鬆的田園，他們又有了權力之外的獻媚物件，不但可以媚權且可以媚錢。在他們顧左右而言他的表達遊戲中，聲音中除了金屬的清脆悅耳外，再沒有令人震撼的調子；他們的文字中除了追趕時尚的字跡外，再沒有惶恐和謙卑的任何痕跡，理想主義者面對極權主義時的堅強，卻在後極權商品化的腐蝕下不堪一擊，自動投降，還美其名曰為自由化寫作。極權者沒有能夠埋葬的東西，卻被畸形的市場化和大眾娛樂所埋葬。盲目發展經濟和超前消費所製造的物質垃圾導致了環境污染，大眾文化所製造的精神垃圾則導致靈魂的污染，其增長之迅速遠非高速膨脹的經濟增長所能媲美。

想想吧，如果獨裁的大廈頃刻坍塌，叛逆性的知識份子頭上不再有道義光環，中國還會有所謂的良知知識份子嗎？舞臺突然消失，那束明亮的追光失去了方向和目標，演員失去了角色，臺詞失去了意義，所有反抗都被消解為沒有物件的虛無。

後極權體制對靈魂的腐蝕遠甚於對肉體的摧殘，道德敗血症的流行是後極權時代的鮮明特徵，對於不信神的民族尤其如此。金庸武俠中，歐陽鋒以密藏劇毒而聞名，那毒藥“黑如漆，濃如墨”，只一滴入大海，成千上萬頭鯊魚頓時斃命。小說中的劇毒是想像，毛澤東極權的劇毒卻是不爭的事實。毛時代，國人對權力和鬥爭的崇拜是赤裸裸的劇毒，不光毒死了幾千萬人的肉體，也毒化了幾億國人的精神，讓中國陷於全民性的愚昧、狂熱、仇恨和個人崇拜之中；鄧時代，國人對金錢的膜拜是裹了糖衣的劇毒，讓國人普遍地屈從於利益收買而出賣尊嚴，活在口是心非、惟利是圖、不擇手段的厚黑之中。正如克裏瑪所言：“每個個人，不管他內心如何，都必須仿效官方的樣板。他個性的發展受到限制，人類頭腦和精神的空間變得越來越狹窄。”

這讓我想起愛因斯坦的警告：“……今天我們不得不驚恐地承認，文明社會中人類存在的支柱已經失去了其穩固性。一些曾經優秀的民族屈服於竟敢如此宣稱的暴君：能為我所用的正義才是正義！為真理而尋求真理已不再是正當的理由，更不會被容忍。專橫的統治、壓迫，對個人、信仰和公眾的迫害在那些國家裏公然施行，並被當作是正當的和不可避免的加以接受。世界上其他國家已經逐漸習慣于這些道德衰敗的症狀。人們失去了反對非正義和支持正義的基本反應——這種反應歸根結底代表了人類反對墮落至野蠻狀態的惟一保障。”

我還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視，有六四難屬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監獄中違心的悔罪，我曾堅守的做人底線，早在寫下悔罪書之時就被自己所踐踏。意識到自己的孤獨、軟弱、自戀，意識到自私的處世方式和偽裝的生存策略，這種內在的恐懼和憂患遠甚於監獄強加給我的恐懼和孤獨；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點太需要敬畏和謙卑，通過自我靈魂的拷問來自我救贖和自我解放。這與其說是面對鐵窗的考驗，不如說是審視自己的靈魂荒野的考驗。

在集中營中渡過少年時代的克裏瑪，經歷過極端的殘忍和苦難，但在他看來，僅僅局限於苦難來看待這個世界或基於反抗壓迫的革命，並不一定能把受難者引向正義和自由。如果只有單一的苦難視角，“我們會被導向致命的錯誤，它們不是把我們引向我們想得到的自由和正義的境地，而是把我們引向相反的方向。對這些人來說，極端的經歷並不打開通向智慧的道路。”而很可能將他們引向歧途：“原先的無權者的權力經常比他們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殘暴。”

我現在的坐牢並非什麼英雄主義的壯舉，而只是一種自我懺悔和贖罪的極端方式，牢獄之災並不能給予我高於他人的道義優勢，何況，回顧八九運動以血腥的大悲劇收場，官權的野蠻當然是主要原因，但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們也難辭其咎，起碼作為倖存者的風雲人物要負上一份道義責任。在我看來，嚴格的講，八九運動的失敗，不是學生及廣大民眾的失敗，而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的整體失敗。因為，學生和市民已經提供了足以改變歷史進程的民意基礎，他們做的最多、付出的鮮血也最多，而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並沒有珍惜和利用這寶貴的民間資源。特別是自由知識界的失敗最為慘重，他們與黨內開明派的聯盟破碎了，與學生們之間的精神紐帶斷裂了，與民眾之間本來就極為脆弱的關係更是蕩然無存。極少數仍然堅持自由主義信念的知識份子，也只能處在自說自話的單打獨鬥之中，根本無法形成像樣的民間壓力。

在獄中的任何反省，首先是針對自己的，而且，不能把自我懺悔變成盧梭式的自我賣弄，或另一種方式的自我推銷。精英情結很容易演化為惟我獨尊的知識狂妄，知識狂妄又將自動墮入道德狂妄的泥潭，而一旦把英雄主義的道德高調用於指導現實的社會變革，就將變成猙獰而暴虐的殺人道德。精英式狂妄一旦轉化為對社會具有支配力的政治權力，也就意味著大災難的降臨。盧梭在其《懺悔錄》的開篇就大聲質問：“誰敢說比這個人強？”當這種道德狂妄的姿態成為法國大革命的偶像時，以抽象自由為根據的絞刑架必然沾滿無辜者的鮮血，自由便走向了它的反面——不寬容的強制性暴力。

克裏瑪說：在極權暴力的威逼或世俗利益的誘惑之下，“寫作是一個人可能仍然成為個人的最後場所。許多有創造性的人實際上僅僅因為這個原因成為作家。”

這就是卡夫卡式的寫作。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放棄獨立寫作，哪怕只為了給自己看。假如有一天我們無法以寫作維持起碼的生計，我就去找份體力活幹，以一種最原始也最簡樸的方式養活自己。

1999年2月9日于大連教養院
2006年11月16日整理於北京家中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

很久沒有感覺到夏天的香氣了。海潮的香、遠處的汽笛、女孩子肌膚的觸覺、潤絲精的檸檬香、黃昏的風、淡淡的希望、夏天的夢……。但是這些簡直就像沒對準的描圖紙一樣，一切的一切都跟回不來的過去，一點一點地錯開了。